王福州：谁拨转了盛唐书法

（上）

历史上的李邕不算大人物，在受正统史观影响的书法史叙述中，也难见他的踪影。事实上，在孙过庭吹响书法改革号角后，李邕即已作为实践者和响应者，于“摹古派”和“任情派”之外，积极践行张怀瓘倡导的“自然派”主张。他以行书为起点，摆脱姿媚时病，由碑颂探玄妙之意，自碑刻寻幽深之理，用行楷撰写碑文计八百方之众，杜甫赞其书法“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足见推重。李邕的书法，能够自开风格户牖，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皆令时人和后辈倾心推戴、心悦诚服，他不仅催生了盛唐书法浪漫主义高潮的到来，亦在中国艺术史、文化史和精神史上竖起一座丰碑。

初唐书风倾尚细瘦妍美之态，欧、虞、褚、薛楷书四家风行，“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楷法已严重影响人们的创造精神并束缚人们的创新思维。从唐太宗直斥萧子云书法“无丈夫气”，到张怀瓘再批王羲之草书“无丈夫气”，再到李邕怒斥“似我者俗，学我者死”，盛唐适宜的文化环境和土壤，接力演绎、阐释并创造着书法标准化和个性化间的张力，这样的历史的区间里，李邕的贡献便在于把书法抒情达性功能和表情艺术特性具象化，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已有的王羲之风格之外，建起一种更为煌赫博大的新范式。

书史是由历史和后人书写的，唐代书风变迁是否肇始于李邕，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如何确证，都难下定言，至少唐代书家史家讳莫如深，张怀瓘在其《书断》中只字未提，窦蒙也将李邕屏于品外，有意回避，他们都低估了李邕改革探索的引领意义，疏忽了对其书法实践和价值的认识，这样的偏见甚至影响到后世。但时间终还历史以公正，宋代大学者欧阳修在《试笔·李邕书》中言其“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后来苏轼、米芾等名家也开始关注并习研其笔法，李邕行书的艺术价值逐渐获得认同，成书于北宋晚期的《宣和书谱》赞曰：“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李阳冰更谓之“书中仙手”。元代赵孟頫为李邕笔力倾倒，“每作大书，一意拟之矣”。清代以至晚近，李邕声誉渐高，临习取法者日众，王文治以诗称赞：“唐代何人绍晋风，括州象比右军龙。云麾墓道残碑在，万本临摹意未慵”，高度肯定了李邕在书法史上的杰出贡献。

豁达雍容的时代映像

书法风貌与其时的人文思想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连。李邕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此时的盛唐，以其大气磅礴的胸襟兼容异质风采，南亚的佛学、医学、音乐、美术，西亚的教派、建筑艺术，西域的艺人和东邻的僧侣，咸聚长安，大唐的首善之区遂成为遐迩闻名的世界级大都会，而整个社会无论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精神，也都在追求与时代同步的气势。书法有初唐和中唐四家，诗坛有四杰，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和裴旻的剑代表帝国文学、艺术和剑术所能达到的高峰，象征着盛唐的青春与自信。书法艺术在走向峰巅之际，诞生了标准楷式——楷书，一大批楷书名家登上舞台，姓名熠熠生辉，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时代精神催生书法变革，从楷书到草书，唐人的尚法情致和浪漫情怀，最终在狂草中淋漓尽现，支撑书法抒情功能的草书，也发展出了最纯粹的形式——狂草，它美妙的线条近乎乐舞之美，将抒情推向极致。

公元655年九月，长安宫廷发生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件，后代史家皆以不同腔调反复讲述：唐高宗李治的顾命大臣褚遂良坚决反对武昭仪出任皇后，以舍生取义的勇气和担当，写就自己的诚实正直。所谓“字如其人”，楷书自诞生之日即注重法度，杜绝苟且，唐楷书家大都具有端方正直的品格，作为君主操行记录者，同时也是最高统治者的监督者，褚遂良耿介真诚的声名，早就人所共知，作为书法家，他倡导书家要有自家风骨与性情，在“二王”笼罩的局面下，褚遂良敢于开宗立派，其品德高洁的内在性格和气质表露于书法，自然格局刚正，一派风神硬朗和清劲绝俗，其节操一如他的楷书雍容大度、端严雄浑。楷书为法帖，人品为楷模，褚遂良书品与人品互补互彰，成为尚法精神的旗帜和唐代书法文化的标志。

褚遂良去世十八年后，李邕来到这个世界上，耳濡目染着优良的文化生态。初唐虞体和欧体风靡，到初唐末期，书法理论大家孙过庭提出，书法和文学一样，是“化育天下”的“不朽盛事”，李邕以一流书家的敏锐性和责任感率先响应，从大千世界汲取生命和运动形式之美，化作碑帖笔墨语言。今天我们可以断言，正是张旭的草书和李邕的行书共同支撑起盛唐书法的殿堂。观李邕行书，喜劲健者可从中看到金石趣味，好婉约者可从中品味到柔美风致，尚玄思者还可从中感会玄学精髓。以有法之字抒无羁之心，悠然的线条寄托性灵和生命，李邕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字如其人”和“风格即人”的艺术风格，如张丑《管见》所言：“北海始变右军行法，其顿挫起伏奕奕动人”。

李邕书法暗合盛唐奋发向上的浪漫主义情调，自觉践行书法要“抒情达性”的艺术主张，他在行书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精神哲学、性灵内涵和理想旨归的恰当形态，情怀雅韵寄托于笔墨，刚正脾性融汇于线条，风神俊郎展现于格局。经李邕改进发展的行书，行草中融入篆籀笔意，将折钗股和屋漏痕等自然之势运用于书体，突破了王羲之手札书法的规范，并将钟王攲侧取势的形貌向前推进一步，呆板的垂直线和平行线有意变为斜势，似攲反正，峭拔奇崛而又保持平衡的美感，展现无遗。

刚健雄强的人格气象

盛唐繁荣首先体现在文化，张怀瓘在《书断》提出“情境感化理论”，尽管并不系统，仍常被历代书家截取引用，和孙过庭的书德论融合，形成较为完整的“书教理论”，成为中国人品读书法的内在心理响应，最终融入中华文脉，影响民族的思维和性格。纵观中国书法史，如果没有官方背景，或特殊身份，书法技艺超群而无独立人格和思想品格，忽略与上层沟通，就难以进入主流视野，也很难得到主流评价体系的关注和认同，作品更难流传后世。

毋庸置疑，李邕在艺术上的“反叛因子”根植于内心，其人格气象表现于格局，就是痛快地宣称“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初唐以后，王书为正统正宗，许多书家一承旧习，须臾不离，李邕对此深恶痛绝。艺术创作区别于一般的物质生产，万不可模式化、标准化和集约化，作品应当追求才情、个性和独创。“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二王风靡之际，李邕潜沉潮底，浪潮到来时，敢于逆流而上，遂以崭新风貌独步唐代书坛。李邕的尝试和努力，首先是改进行法，一改王羲之传统行书的结构模式和温润闲雅的情调，代之以荒率雄浑、游弋奔走和攲侧端凝，为改进盛唐书风吹响号角；其次是改进楷法，自唐太宗李世民作《晋祠铭》《温泉铭》至怀仁《集王圣教序》，倡导以行书入碑，李邕率先在行书领域进行探索，倡导碑帖互融，带头以行楷入碑，生发楷书上的创造，突破初唐欧虞褚笔法、神韵和墨彩畦径，从生活和自然之中寻找灵感，构建自己的艺术语言和样式，最终引发草书变革，直至狂草异军突起，终于成为盛唐书法艺术的拨转者。

李邕有着嫉恶如仇的性情，因此不容于众，结果屡遭贬斥，同时代的卢藏用称他“邕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甚至敢与皇帝论短长，可惜被奸相李林甫罗织罪名，饮杖而死。对历史文献细加梳理发现，李邕算得上历史上第一个卖文鬻字收入最多的作家，他早年家无厚积，《旧唐书·李邕传》载：“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的才气和率真让当朝名流大家为之仰慕，更深得著名学者内史李峤和监察御史张廷珪的赏识，同向朝廷推荐，遂被诏为左拾遗（谏官）。李邕不但能文养士且重义爱士，在括州刺史及淄、滑二州刺史任上，一力兴利除害，留下很多佳话，赢得包括李白、杜甫两位唐诗双子星的首肯和赞誉。尽管对年轻后生态度过于矜重，史上还有李白《上李邕》的回敬诗流传，但无损李邕慧眼独具、辨才识能和胸襟宽阔，他善于聚拢后辈才学，赢得晚辈与之交心，因此才有了天宝四年历下亭设宴雅集，与高适、杜甫、李之芳等纵饮畅谈，说古论今，让杜甫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佳句流传不朽。

李邕的眼界也阔大非凡。初唐四家法度森严的艺术格调，必然要适应盛唐书风变革的大潮，“通变”才是书法艺术的本质规律和唯一出路。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李邕遍学北朝书家用笔之长，吸纳北方书体筋骨取胜的审美理念，为将来的变革做着各种准备，据粗略统计，从开元元年（713）到二十七年（739）的二十五间，李邕共完成碑刻20通、铭赞2品、书帖2部，书法风格个性突出，传承脉络清晰。李邕以碑颂、碑刻知名天下，并且是史上撰文碑颂数量最多的书家，深厚的碑学基础和帖学功底使其运指不落窠臼，显露纵势、奔突、荒率之生气，昭示初唐以来少有的艺术魅力。明代董其昌盛赞其书法“北海如象”，清代冯班则称“李北海如俊鹰”，李邕的人品、情操和他扶摇抟风的行书艺术，喻之为象和俊鹰确然并不为过。

（下）

明快豪放的书法意象

李邕的行书艺术没有引起唐人重视，这要归咎于正统书史观让与李邕同时代的人的见识受到严重束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李邕和颜真卿，宋代书法将走向何方。

李邕行书恪守正统，以王羲之书法体系为参照和起步的原点，重视从自然寻找灵感，消化提炼并转换为自己的笔墨，最终开创出一整套表达体系，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在王羲之高峰旁侧又矗立起更加巍峨的峰巅，于王羲之韵致流美的殿堂外，建起更加雄浑堂皇的王宫。书法艺术是书家内在心理品质的依凭，李邕为人一向刚正率性、不拘礼节，体现于书法必然是劲健雄浑、明快豪放和荒率奔突，成为严酷现实中个性压抑的痛快宣泄。李邕喊出“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坚定地表明自己在书法上的鲜明书法意象，毫不犹豫地与各种流派和大家拉开距离，开宗立派并引领潮流。

李邕的书法，在审美上拒绝邯郸学步，他生活的盛唐，整个社会充满励精图治昂扬向上的精神，艺术审美崇尚雄健有力、豁达雍容，初唐流行的妍美书体和细瘦书风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唐玄宗书法喜好又与太宗相左，对李邕而言，笔法取二王，碑帖、铭赞功底扎实，行书碑味浓郁，不化妆、不修饰、不做作，以纵势、奔突和荒率有别于法度森严的“初唐四家”，直率地表达胸臆，抒情达性逆流而上，引领了当代书潮大势。受盛唐审美驱使，书法被视为大道，是不朽盛事，从大自然汲取最精粹的意象，创造震撼心灵的笔墨形式，使观者心灵在艺术欣赏共鸣中得到纯洁、净化，促进人性的复归、升华，社会风俗亦得移易。李邕书法没有拘泥于成法，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表现手段，防止技存道失。作于唐开元十八年的《麓山寺碑》，笔法上跳出中锋、侧锋之争，运笔力克枯干露骨，以指运书写，改变单纯捻指，最大程度丰富指的推、压、抵、转等动作，审美张力陡增；用笔层面超越六朝王僧虔倡导的“心圆笔直”，变荒率为沉厚，变攲侧为端凝，追求温润意象，变丰腴为臃肿，追求“粗而能锐，细而能壮”之境界。相较于二王书法，李邕的字虽少了江南式的含蓄与空灵，却陡增了苍茫强劲，以其铭石之正气彰显人格之自信，暗合蓬勃向上之盛唐气象。

李邕的书法，在笔法上拒绝千人一面，强调自家特色。初唐学书无不依遵钟王，至盛唐取法变得丰富，如张怀瓘所倡导，书法创造的根本是“法象”，把握大千世界的精髓，从物象汲取灵感。“仆今所制，不师古法”，《叶有道碑》作于李邕括州刺史任上（717年），三年之后在淄州刺史任上又创作了著名的《李思训碑》，两件早期书作结体俊逸，笔画瘦硬，顿挫起伏，奕奕动人，受《集王圣教序》影响，王字笔意若隐若现，但绝非王体的复制临摹，笔态自如，自成一格。钦州遵化县尉任上（727年），李邕又创作了《端州石室记》，三年之后再作《岳麓寺碑》，天宝年间书《李秀碑》，至于特别值得赞赏的《法华寺碑》，则作于唐开元二十三年，李邕年过花甲。这些后期作品，气息近似小王，实则不同，虽为行书，用笔全系楷法，落笔严谨，运笔缓中带急，意如太极，书艺老到，日臻化境，如石涛所评：“随笔一落，随意一发，自成天蒙。处处通情，处处醒透，处处脱尘而生活。自脱天地牢笼之手，归于自然矣”。

李邕身处初唐和盛唐书风转变的关键点，行书受初唐欧、虞、褚等楷家影响，虽师法二王，并不为囿，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囊括万珠，裁成一相，尊同朝先贤，向魏碑学泼辣，从北碑摹雄壮，参柳公权、怀素瘦硬圆劲，循唐太宗、孙过庭、杜牧丰润饱满，运笔圆，字形方，方圆互用，犹阴阳互藏。因为圆，就有了圆润、中和、洒脱的韵味；因为方，就有了阳刚、劲健、扬厉的美感。《李秀碑》立于唐天宝元年，李邕时年68岁，“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李邕仍不断摆脱熟腻，追求“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与纸上”，此碑结字修长，实有瀑布飞挂之势。《任令则碑》作于唐天宝四载，李邕已是71岁的老人，作字横毫入纸，尽显雄浑浩荡风采，即便是转折，始终笔不离纸，在点画内完成提按顿挫过程，笔调老辣之极。书法是韵律化的艺术，如张怀瓘所言，乃“无声之音”，是凝固的音乐。李邕碑刻运笔无论快慢疾徐、迟重凝涩，皆痛快淋漓、毫不迟暮，通篇韵律贯穿，彰显书家独特的艺术情感与审美理想。

李邕的书法，在结体上拒绝故步自封，中唐书法含有碑味的书体被时风所庇，晚唐又陷于萎靡。张怀瓘曾痛陈“心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尽于心”，对自然观察不够细致，把握不够准确，笔墨就难以畅情如意地得到表达。李邕一改“横平竖直”传统，突破孙过庭《书谱》中所谓“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中宫摆放自有丘壑，行书突破“平正”追求“险绝”，同样达到有态有势，而非“弩不得直，直则无力”。

李邕书法凭借扎实的碑帖功底，结体、行气、布势承继北碑余绪，结字上松下紧，中下部紧收，字形随势右倾，一如杂技艺术，体势拗峭平衡，脱离唐楷矩矱，伸展的笔势拓展了空间，起笔的方折碑味十足，去妍美汰轻佻，呈现李字特有的磅礴气势与开张气象。著名的《李思训碑》结字取势颀长、奇宕流畅，骨力潜藏于风神，形于点画之间，行笔翩翩自肆，秀劲纵逸，妍丽中展现雄强。欧阳询《结体三十六法》中有“相让”原则，“字之左右，或多或少，彼此相让，方为尽善。”李邕此碑通篇布局则一反常态，锐意新奇，左不让右，左大右小，头重脚轻，字形上宽下窄，呈现压迫感，取势险绝；夸张变形，气韵生动，经营结构时，突出主要笔画，实现艺术变形，将本应长方或正方的字，写成左右伸展的横匾状，朴拙立显，憨态可掬，如刘熙载所言：“李北海书多得异势，然所恃全在笔力”。

李邕书法的结体极具特色，活变笔法，姿态随之变化多端，初学右军行法，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如果说王氏父子的行书“雄秀”，李邕行法则可称“雄强”，以行书入碑，遍学北朝书家的用笔，摆脱重拙，展现荒率雄沉与桀骜不驯。王羲之的行书风格，被李邕以阳刚雄健和执拗不驯的艺术格调改造，呈现气节和骨力，尽显北方书体的刚正，展示盛唐的人格气象和精神面貌。其次是注重造势，以奇为正，方有韵致、态度，武术讲求“长拳短打”之诀，视短为长，短中见长，移喻书法，就是笔短意长，李邕字形欹侧得势，然而并未过度，亦非虚张声势、怒容骇人、剑拔弩张。第三是注重章法，李邕尤其讲求字里行间的行气，内心有意，外表无意，字的上下有承接，左右有呼应，筋脉相连，绝无安排、推让、刻意、雕琢之痕，一气贯注，神不外散，恰如园林艺术“相地合宜，构园得体”。

谁拨转了盛唐书法，探讨这一话题的实质，是对书法形态进行综合考证，包括文化生态、书法特质、内在境界等，从而使书法史话语摆脱不得要领、不得真髓的“镶边”窘境，由此发现盛唐书法的“内美”，找出书法史变革的真正动力源。研究盛唐书法至少应该关注两个要素，一是书法传统，二是人格精神，缘此我们不能不对李邕刮目相看。楷书在唐朝达到全盛，经过盛唐的贞观之治，又有同时代张怀瓘、孙过庭两位书法理论大家的映照，李邕才有可能在唐代第二次书法变革中脱颖而出，顺应盛唐时代精神，适应书法审美形态的流变趋势，树起与姿媚相抗的审美标杆。同时还应注意到，视野宽宏、深谋远虑的李邕绝非把书法当个人兴趣爱好，更没有将书法拘泥于技法层面钩沉爬梳、照猫画虎，而是将气节、操守、德行等熔铸于书法文化之中，如同三国时曹操的书法用心和西晋王导渡江逃难时衣带卷藏书法经典的故实，国脉与书脉在胸，成为李邕政治韬略中永不中断的红线，刚健雄厚的高尚人格由此成就。是故，谓予李邕为盛唐书法的拨转者，当不为过。

（作者：王福州 教授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